導讀

拜登政府延續了前任特朗普的對華競爭基本邏輯，同時表現出一些新的特點，如對華認知更加負面，更重視科技競爭，更強調意識形態手段，競爭更加體系化。盡管拜登宣稱不和中國打冷戰，但冷戰思維在其“競贏”戰略中清晰可見。與美蘇冷戰時代不同，中美相互依存度更高，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應進行合作。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才是兩國正確的相處之道。

作者：倪峰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一方面，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歷史潮流不可阻擋，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這決定了人類前途終歸光明。另一方面，恃強凌弱、巧取豪奪、零和博弈等霸權、霸道、霸凌行徑危害深重，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類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世界又一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取決于各國人民的抉擇。

很大程度上，中美關系是牽動百年大變局走向的核心因素之一。自特朗普上臺以來，美國對華政策發生了自1972年尼克松訪華以來最廣泛、最深刻的變化。在基本定位上，美國視中國為首要戰略競爭對手、“修正主義國家”，判定自尼克松以來歷屆美國政府奉行的以接觸為主的對華政策“失敗了”，開始搞所謂“強制外交”“極限施壓”，中美之間的長期穩定局面受到極大破壞，協調合作基調減弱，矛盾面和沖突面不斷凸顯。

經歷了2020年大選，美國政府實現了政黨輪替。拜登政府的行事方式與特朗普政府有所區別，兩國政府間的正常交往逐步恢復，人文交流也出現解封跡象，在一些重要全球性挑戰和地區熱點問題上，美方也不排斥與中國合作。但是，通過其上臺以來的表現來看，拜登政府延續了對華競爭的基本邏輯，同時表現出一些新的特點。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一是對華認知更具嚴峻性。拜登上臺之初就將中國視為美國“最嚴峻的競爭對手”，2021年3月拜登政府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臨時指南》稱，“中國是唯一可能將其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相結合，以對穩定和開放的國際體系提出持續挑戰的競爭對手”。今年10月12日，拜登政府發布了最新版《國家安全戰略》，該報告聚焦“大國競爭”尤其突出所謂“中國挑戰”，認為俄羅斯的挑戰更直接、更嚴重，但中國是唯一既有實力又有意圖來重塑國際秩序的國家，是美國的頭號地緣政治對手。

二是更加重視科技競爭。拜登政府自上臺以來，將對華科技競爭上升到國家安全層面，推動“小院高墻”的對華科技競爭戰略，在最新的《國家安全戰略》中提出了更細化的競爭舉措，意圖通過強化規則、協同盟友和吸納人才等方式維系自身的科技領先地位，同時防止中國獲取或開發不利于美國及其盟友的技術。美國還伙同盟友打造基于意識形態的排華科技聯盟，在全球范圍內塑造“技術民主國家”和“技術威權國家”的二元對立，加快建立各類新興技術規則，意圖打造中美兩個彼此平行的科研技術體系。

三是更加強調意識形態手段。在美國國內政治亂局不斷深化的背景下，拜登政府傾向于以“由內而外”的方式看待中國問題，更加重視中國給美國帶來的意識形態“威脅”，在處理中美關系方面加大渲染“民主對抗專制”的論調。拜登稱，中國認為“美國民主贏不了21世紀”，美國現在要做的，就是證明民主是有效的，能夠產生實實在在的成果。為此，美國大搞對華意識形態施壓，顯著提升人權和民主價值觀議題在對華政策中的重要性，在涉疆、涉港等問題上對中國進行抹黑，舉辦“民主峰會”，“外交抵制”冬奧會，企圖通過強化所謂自由民主的“道義權威”贏得對華競爭優勢。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四是對華戰略競爭的體系化特征加強。首先是更加重視以立法規范助推對華競爭。拜登政府全面繼承前任的對華競爭戰略框架，但相對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更加注重以立法展開對華戰略競爭。拜登就任后不久，行政當局與國會密切配合，試圖以一部全面系統的法案統領對華戰略競爭，使對華戰略競爭各領域的政策有法可依，促進對華政策法制化、制度化。

其次，拜登政府上臺后更加重視盟友體系的“倍增器”作用。美國強化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在推進“印太戰略”中的支柱作用，推動北約、歐盟加大對印太事務的介入，組建AUKUS，推動“價值觀同盟”，搞“T12科技聯盟”防止核心技術從“第三方”轉移至中國，以“重返更好世界倡議” (B3W)、“印太經濟框架” (IPEF)、“全球基建和投資伙伴項目” (PGII) 對沖“一帶一路”倡議等。

總之，相比特朗普大搞單邊主義、好勇斗狠、不按常理出牌，拜登政府對華戰略更像是一個系統工程。簡言之，就是要在占據道德制高點、掌控國際話語權的優勢氛圍下，建立一個以美國為首的聯盟體系，在政治上妖魔化中國，軍事上壓制中國，經濟上狙擊中國，從而達到“競贏”中國的戰略目的。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盡管拜登團隊宣稱只與中國競爭，不和中國打冷戰，但冷戰思維在這個“競贏”的戰略設計中清晰可見。然而，中美“競爭”畢竟不是美蘇冷戰的重復。其最根本區別在于：美蘇之間的冷戰是在意識形態勢不兩立、軍備競賽劍拔弩張、結盟為牢相互對抗、經濟發展互不往來的兩個互相對立的陣營之間展開的，這使得美蘇之間的“零和游戲”成為必然。而由美國挑起的中美“競爭”則是在中國不搞意識形態輸出、不搞軍備競賽、不結盟不對抗、經濟互相依賴并趨向一體化的同一個世界里展開的，這使得中美之間可以也應該避免“零和游戲”。事實上，拜登也認識到中美應該在疫情防控、環保、核擴散、金融穩定等一些重大問題上進行合作，因為這符合美國及其盟國利益。畢竟，“競爭”中的中美都生活在同一個與之緊密相連的世界里。

中美關系攸關世界前途命運，能否處理好彼此關系，是兩國必須回答好的世紀之問。如果說過去50年國際關系中一個最重要的事件是中美關系恢復和發展，造福了兩國和世界，那么未來50年國際關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中美必須找到正確的相處之道。

中國從來不信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反對“國強必霸”邏輯和零和博弈思維。美國從戰略競爭的視角看待和定義中美關系，把中國視為最主要對手和最嚴峻的長期挑戰，是對中美關系的誤判和對中國發展的誤讀，會對兩國人民和國際社會產生誤導。中美之間肯定會有競爭，但不應是惡性競爭。兩國可以公平競爭，比一比誰能把國家治理得更好，誰能為世界作出更多貢獻。總結中美關系發展經驗和教訓，新時期中美相處應該堅持三點原則，那就是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本文原標題為 "Cardinal test of the times"
責編 | 宋平 劉夏
編輯 | 張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