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觸摸黃河文化的根和魂

編者按

發源于青藏高原巴顏喀拉山北麓的黃河，從涓涓細流，到奔騰入海，自西向東分別流經青海、四川、甘肅、寧夏、內蒙古、陜西、山西、河南及山東9個省區。她為我們呈現的，不僅僅是壯美的風景，千古的奇觀，更重要的是她所蘊藏的深邃的文化和精神。這條文化之河、文明之河，歷經漫長的歷史積淀，已成為中華民族的象征；其百折不撓、自強不息、和合萬物的文化精神，已融入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成為精神之河的不竭源泉。

《國寶中的黃河文明》一書所擷取的9件國寶級文物，是黃河文明的優秀代表。9件文物，9個故事，從繁盛的漢唐帝國追溯到遙遠的石器時代，從黃河源到入海口，勾勒黃河文明發展演進的軌跡。透過這9件文物，我們又觸摸到了黃河文化的根與魂。

黃河、文物、考古，這幾個當今最時尚的詞語，在這本書中貫通。這就是張得水、武瑋主編的《國寶中的黃河文明》。這是一本沿黃河九省區的文博專家所撰寫的9件國寶故事的書，不但文圖并茂，文字優雅，裝幀講究，而且透過了彩陶、黑陶、青銅、壁畫、三彩和石刻，講解了那段考古發掘的時光、那段時代的輝煌、那段工藝的璀璨、那段文化的興盛、那段歷史的片段故事。

在國寶中穿行的黃河文化根脈

黃河在黃土中穿行，黃土高原與黃土淤積平原，是全世界分布最廣、范圍最大的黃土堆積，也是大自然饋贈給中華兒女最好的禮物。古代先民正是利用細膩的黃色黏土，燒制成陶器，由此開啟了人類最早利用化學變化改變天然性質的開端，拉開了新石器時代的大幕。在河南新密的李家溝遺址發現有石器和粗陶的共存，這種粗陶是目前黃河流域所發現距今1萬年左右舊石器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最早的實物例證。

彩陶是陶器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在造型、裝飾、彩繪，以及燒造技術等方面，都上升到了新的臺階。青海宗日遺址出土的舞蹈紋彩陶盆，尤其是在盆的內壁口沿繪制的一組11人的手拉手原始舞蹈，透露著原始藝術的天然與原始信仰的神秘，不但具有“連臂踏地”歌舞的韻律，也有“趨步輾轉”鍋莊的粗獷，以及“千人和萬人唱”葛天之樂的剪影，為我們破解原始精神密碼提供了一把鑰匙。甘肅大地灣遺址出土的人頭形器彩陶瓶，通體施以弧邊三角紋對接圓圈與斜直線勾連三角紋，以及類似于樹葉組成的幾何型圖案，裝飾感極強。尤其是瓶口塑造的人面圖案，五官端正、面容秀麗，配以短發，直觀地反映了黃河先民的華夏特征。類似的人面像在甘青地區的同類遺址中多有發現，為研究早期人類種群面貌特征提供了直觀鮮活的標本。河南大河村遺址的彩陶雙連壺，造型別致，兩壺并連呈一體，通體紅衣黑彩間施衡豎平行紋。該器也是大河村遺址中唯一的雙連器物，其功能解讀認知不一，但所具有的團結、合作意蘊，則是大家的共識。

以上三件彩陶所屬的時代，無論是宗日文化、大地灣文化、大河村文化，都屬于大仰韶時代。仰韶文化分布在黃河中游及上游的廣大地區，北到長城、南到長江北岸，以豫晉陜交界地區為中心。這一時期是早期文化進行整合的最重要階段，學界將這一階段稱之為“古國”（邦國）階段。從考古發現看，在甘青、河套、關中、豫西、豫中、豫北、豫西南等都形成了清晰的文化發展鏈條。在河南就發現了澠池仰韶村、陜縣（三門峽市陜州區）廟底溝、靈寶西坡與北陽平、汝州洪山廟、鞏義雙槐樹、鄭州大河村與西山古城、安陽后崗、濮陽西水坡、鄧州八里崗、淅川下王崗等重要遺址。靈寶西坡所發現的大房子，還有大地灣遺址所發現的大房子，其面積達數百平方米，地面非常講究，有的堅如水泥，應為具備一定權力機構的議事場所。在鄭州西山，發現了早期帶有城垣的平面呈不規則圓形的聚落。還有鞏義雙槐樹帶有多重壕溝的大型聚落，被專家們譽為“河洛古國”。這類古國，如文獻所講的“執玉帛者萬國”之國，也是具有一定的原始王權的“邦國”。屬于文明初級的文明起源階段，其核心時代距今5000多年。

黑陶，造型精致、工藝復雜，反映陶器的制作已經達到了高峰。山東的蛋殼黑陶杯，是典型龍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20世紀30年代發現并經學術界確認的龍山文化，在山東、河南、陜西、湖北等地均有發現，其中蛋殼陶為其代表性器物。龍山文化的灰黑陶與仰韶文化的彩陶，形成了鮮明的差異，透射著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始。尤其是在龍山晚期發現了大量的城址，這與仰韶文化時期的零散發現截然相反，其年代距今4000多年。而與文獻記載的夏王朝的開始正相吻合，也是文明形成與王國時期的開始。

黃河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脈，書中收錄的三件國寶反映的正是中華文明起源和形成時的代表性器物。根脈還表現在百萬年的人類史與萬年的文化史。黃河流域重大考古發現不斷提升著人類的起點。山西匼河西侯渡遺址，發現了距今243萬年前的人類遺存，以及距今180萬年的用火遺跡。藍田人、南召人、丁村人、許昌人等，可以說黃河流域的這些重大發現，大大豐富了百萬年的人類歷史的內涵，為探索人類起源提供了“中國樣本”。我們也希望有更多反映百萬年人類史與萬年文化史的國寶，進入到人們的視野中。使黃河文化的根脈，在國寶中穿行。

在國寶中穿行的黃河文化主脈

夏商周秦漢魏隋唐北宋，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是中華文化主脈的象征。其中，商周是青銅文明的高峰，是文字體系完備、文化思想活躍，元典文明的誕生時期。秦漢是統一王朝的開創時期，是統一措施有力、統一制度奠基、統一文化發展、統一民族形成的關鍵時期。唐宋時期，是在北魏民族融合和隋朝統一的基礎上，形成的民族盛世。唐代是中華民族發展的文化高峰，北宋是中華文化由大氣走向精致的關鍵時段。形成了以長安-洛陽-開封為代表的中國大古都東西軸線的“黃河時代”。

書中收入的國寶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黃河文化的主脈。西周晉侯鳥尊青銅器，這件器物以佇立回首的鳳鳥為造型，構思奇特，制作精細，裝飾華麗，器物鑄銘為“吾侯作向太室寶尊彝”。經研究，器物出土地的山西曲沃北趙村為晉侯墓地，這件器物的主人為第一代晉侯燮父。西周實行分封制，周武王之子、周成王之弟唐叔虞受封為唐，其子燮父改號為晉。自公元前1033年受封至公元前376年晉國滅亡，共歷657年。晉國是受封的諸侯大國，晉文公爭霸，與齊、楚展開了長期的爭奪，尤其與楚國多次在中原逐鹿，演繹了許多歷史大劇。晉國文化以及其后的三晉文化與中原文化融合，成為當時主流文化的重要脈絡，對中華文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和林格爾新店子一號漢墓，是一個有著平面呈“凸”字形斜坡墓道，有前、中、后主室，以及邊（耳）室構成的，主室呈攢尖頂的東漢晚期大型磚室墓。墓室發現了大量壁畫，是墓主生平的真實寫照。其中，西河長史、行上郡屬國都尉、繁陽令、使持節護烏桓校尉的出行圖，連車列騎，聲勢煊赫；倉儲兵庫府舍的威制，樂舞百戲宴餉的奢華，莊園塢壁生活的鮮活，人物故事的儒風浸潤，無不反映了大漢一統王朝主流生活的浩繁、莊重，與儒家風尚的盛行。雖然這里只是邊地，但從漢墓壁畫中可以感受到大漢王朝的繁盛。至于和林格爾漢墓的形式與結構，幾乎和中原東漢磚室墓完全一致，是黃河文化主脈的真實反映。

由陜西歷史博物館收藏的三彩載樂駱駝俑，是由三彩牽駝胡人俑、三彩駱駝俑、樂師歌伎等10件構成。其中，駱駝引頸嘶鳴，駝峰上置馱架平臺，七位身態各異的專注演奏的樂師簇擁著一位歌伎，駝前有一個牽駝的胡人俑，呈現出一組中外混合的小型樂隊演出的盛景。唐三彩是唐代出現的黃、綠、褐等低溫彩色釉陶器物，多以動物、人物俑最常見，其絢麗斑斕的藝術效果，生動寫實的藝術造型，真實反映了大唐王朝的繁盛，尤其是大量多樣身份的胡俑，反映了大唐對外交流兼容并蓄的社會氛圍，也是唐代走向世界，文化自信的真實反映。

以周、漢、唐的三種器物，直觀地反映了黃河文化的主脈。使我們可以窺探歷史時期的中華盛景，從中體味屹立在世界文化頂峰的自信與博大胸襟。

在國寶中穿行的黃河文化魂脈

黃河文化是中華民族的魂。通過對黃河文化的考察，我們可以感知中華民族增強凝聚、走向強大的內在動力，這個動力就是包容。中華民族通過包容這個文化基因，實現了歷史時期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逐漸凝聚成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超大文化共同體。

區域間各個族群交流交往交融的表現是文化的認同。四川成都百花潭10號墓中出土的東周嵌錯宴樂水陸攻戰紋銅壺，無論其造型還是裝飾，以及水陸攻戰紋所表現的內容和圖樣，這類器物在河南衛輝、山西襄汾、河北平山等地均有出土，在故宮、上博都有收藏，是典型的中原器具和中原風格。結合三星堆器物的發現，經過不斷的交融與演進，東周時期四川地區的出土器物已經具有更多的中原風格，甚至就是中原的典型器物。內蒙古和林格爾新店子漢墓壁畫所展現的畫面除了部分的游牧風情外，更多的呈現了中原農耕社會的貴族風貌與儒家風尚，反映了邊地的中原化趨勢。而在寧夏鹽池縣蘇步井鄉發現的窨子梁唐墓中，發現的石刻胡旋舞墓門，其墓葬結構為典型的中原形式，墓志書寫為漢字，墓主則為唐大月氏“昭武九姓”中的何某，應為中亞以經商著稱的粟特人中的一支，胡旋舞以美艷絕倫、回雪飄逸而風靡中原。窨子梁墓所展示的唐代粟特人融匯在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歷史，也是中華民族凝聚形成的最好例證。

漢唐盛世的文化包容，促進了各個族群之間的交流交往交融，這種文化上的認同，極大地促進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不斷壯大，在“和而不同”的包容中不斷吸收新鮮血液，在保持活力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強彼此的認同感與凝聚力，這可能就是中華民族日趨強盛不斷壯大的魂脈所在。

這本書所介紹的9件國寶，不但讓我們了解了9件國寶本身的前世今生、來龍去脈，鑒賞了相關類別文物的內在魅力，也從不同角度讓我們認知到黃河文化所反映的中華文化的根源、主干、魂脈，我們期待更多反映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精品圖書問世。

（作者：張新斌，系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河南省社會科學院二級研究員）

（張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