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河南澠池仰韶村遺址的發掘，標志著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誕生，發現并命名了中國第一個考古學文化——仰韶文化，由此拉開了仰韶文化研究的歷程。

仰韶文化，是指黃河中游地區一種重要的新石器時代彩陶文化，其持續時間大約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以黃河中游為中心，南到江漢平原，北達長城沿線及內蒙古河套地區，目前發現的遺址有1000余處。

迄今百年的中國考古學研究成果表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基礎最早奠定于史前時期，是中國史前文化長期發展的結果。

作為仰韶文化北擴的重要區域，內蒙古發現了豐富的仰韶時期遺址和文物。讓我們跟隨內蒙古考古人的指引，認識那個燦爛的史前時代，探源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最早的一次“走西口”

蒼茫險峻的陰山山脈，以其雄渾的氣勢，橫亙在內蒙古高原中部。地處陰山南側的內蒙古中南部地區，分布著眾多原始文化聚落遺址，其中就有位于烏蘭察布市涼城縣岱海附近的王墓山、石虎山遺址。

盛夏時節，王墓山上綠草茵茵。涼城縣文物保護中心主任方紅明俯身撿起一塊類似陶罐口沿處的紅色陶片說：“這對稱的兩個小孔，有可能是距今7000多年前的先民在陶器破損后，用于修補時打下的。”

王墓山遺址位于烏蘭察布市涼城縣西北17公里處，北距岱海南岸2.5公里，是岱海遺址群內重要的仰韶文化遺址。站在王墓山和石虎山傾斜的山腰，整個岱海便可盡收眼底。

岱海是內蒙古第三大內陸湖，面積約50平方公里，而在距今約6700~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時期，它的面積是現在的4倍。

最先考證內蒙古中南部地區可能有仰韶早中期文化遺存的是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長、考古學家田廣金。

1965年，從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的田廣金來到考古工作剛剛起步的內蒙古，成為一名考古工作者。

1989年至1997年，在田廣金的主持下，岱海南岸王墓山的發掘開始，出土器物有泥質紅陶黑帶彩缽、大圓底缽及石器等，被認定為仰韶文化中期遺址。遺址不僅發現了諸多大小有別的半地穴式房址，還在房中央的火塘處出土了為了保存火種而制作的火種爐。而在河南孟津、山西芮城的仰韶文化同時期遺址中也出土過火種爐，但數量都遠不及王墓山。

在田廣金的組織下，20世紀90年代前期中日成立了合作考古隊，共同發掘岱海周邊遺址，其中就有距離王墓山不遠處的石虎山遺址。

石虎山遺址為內蒙古中南部發現最早的仰韶文化早期代表性遺存，石虎山有兩個山頭，相距不過300米，文化面貌卻有明顯差別。石虎山第二座山頭的出土陶器，與河北中南部和河南北部的仰韶文化后崗類型十分相似。而石虎山第一座山頭的出土陶器除了與后崗類型有相似的部分以外還有不少繩紋罐，表現了仰韶文化半坡類型的強烈影響，而半坡類型主要分布在陜西渭河流域。

在晉中北和黃河前套地區也有許多類似遺存，由此可見這座山頭的居民主要來自關中和晉南地區，通過黃河和汾河河谷，北上遷徙到達岱海。這兩支不同類型的文化最終在岱海地區相遇，經過碰撞和磨合，發展成為這個地區穩固的新居民。

通過對岱海遺址群的發掘，田廣金確定，仰韶文化早期的中原移民，不僅有一支從陜西半坡或者河南三門峽的廟底溝沿黃河逆流而上來到岱海，還有一支從河南安陽后崗一期經張家口來到岱海，這就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走西口”了。

“那時這里氣候溫暖、濕潤。優越的自然地理位置，適宜的氣候環境，造就了獨特的岱海文化地域性，中原的先民們北上、西遷，進入岱海南岸丘陵地區，在陰坡地帶形成聚落，他們墾荒種地或從事漁獵，岱海地區的農業開發由此開始……”方紅明說。

如今，在岱海周圍，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王墓山遺址、石虎山遺址、園子溝遺址等岱海遺址群靜靜坐落，無聲訴說著這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

近年來，內蒙古博物院、烏蘭察布市博物館展出了火種罐、彩陶缽、石磨盤等王墓山新石器時代陶器、石器等文物，一件件精美的陶器折射著6000~7000年前的歷史光芒。

其中引人注目的泥質灰陶小口雙耳罐，它的一個很明顯的特點是口沿很小，有個張揚的大肚子，而且它的腹部畫了繁復的網絡紋。烏蘭察布市博物館副館長張濤說，小口雙耳罐、火種爐等文物作為岱海遺址群的“地方特產”，已被學界公認為內蒙古中南部地區仰韶早中期最富特征性的器物，表明這里與中原的仰韶文化存在著直接關聯。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孫金松表示，距今6500年前后不同地域的先民們北上至內蒙古中南部地區，并與當地人群融合，揭示了這一時期人類遷徙與文化傳播的最早路徑。

仰韶文化中期的“中心聚落”

1998年春夏之際，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配合黃河萬家寨水利樞紐工程的考古發掘中，對清水河縣境內黃河與渾河交匯處的岔河口遺址進行搶救性清理，獲得了令人震驚的考古新發現。原內蒙古文物保護中心主任吉平是此次考古發掘的領隊。

岔河口新石器時代遺址位于清水河縣西緣，南流黃河東岸的黃土高地之上，與準格爾旗隔黃河相望。

吉平說，岔河口環壕聚落遺址是南黃河中段重要的史前聚落遺址，也是截至目前發現的距今6500~5500年前、規格和等級十分講究的一處仰韶中期的“中心聚落”或者“酋邦中心”。

在一條深4米、寬8米、直徑為245米的環壕遺址中，考古人員發掘出兩尊巨型獸形夯土雕像。它們頭尾相對，伏臥在深溝之中，眉眼、鱗甲、軀干、背翅栩栩如生，堪稱我國新石器時代人類的曠世杰作。

2007年，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對清水河縣莊窩坪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仰韶文化時期的陶器、石器和骨器，有尖底瓶、繩紋罐、火種爐、直口缽、盆等，彩陶較為豐富。

距今5500~5000年間，人類發展在內蒙古中南部達到了鼎盛時期。這一時期的遺址開始出現了環壕，說明當時已經有了穩定的部落存在。人們過著定居生活，房屋內出現用于儲存物品的窖穴。這一時期還出現了面積較大的房屋，據此推測，當時出現了舉行祭祀或議事的公共活動空間。

距今6000~5000年時，生活在豫西的廟底溝人沿黃河北上，從陜西中部進入岔河口。他們戰勝了后崗人和半坡人，成為當地土著的代表。

500年后，隨著氣候變冷和干旱，黃河與渾河的水位降低，岔河口聚落文明漸漸衰落，最終被放棄。人們從高嶺遷入到廣闊的草原，逐漸演變為游牧部落。岔河口遺址的發掘，揭示了這里發展、繁榮直至衰落的歷程。

岔河口遺址的發現，反映了55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時期，內蒙古中南部黃河兩岸地區已經出現了高度發達的文明，出現酋邦和部落，其中心統治區就是這處岔河口聚落。

仰韶文化晚期 初現“城市”萌芽

1979年6月的一天，一位農民拿著一件在大青山上撿到的石器，走進了剛剛成立不久的包頭市文物管理所。當時還只是普通工作人員的劉幻真看到后眼前一亮，這位農民拿來的是有著明顯人工加工痕跡的石器——一件新石器時代的石斧。就這樣，阿善遺址在6000年之后重見天日。

阿善文化，被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蘇秉琦教授稱為“包頭源”。考古工作者在大青山南麓臺地上的古城灣、莎木佳、阿善溝門等地又發現了新石器時代遺址10余處，其中，阿善遺址考古發掘面積最大。

1981年，內蒙古社會科學院蒙古史研究所與包頭市文物管理所共同組成發掘組對遺址進行正式發掘，出土的文物中，一件口徑33厘米、高18.3厘米的圜底缽引起關注。包頭博物館原館長劉幻真介紹說，當時圜底缽出土的時候胎體是橘紅色，直口，圜底，器形下半部分有席紋(也稱繩紋)。圜底缽出土后，一直在包頭市文物管理所的庫房里存放，供考古研究。

1986年左右，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發掘報告發表，一件出土陶缽引起了劉幻真的注意。“當時大地灣遺址發掘出的這件陶缽，與我們阿善遺址發掘出的陶缽有些相似，根據發掘報告中的表述，這兩個陶缽應該屬于同一時期的器物，大地灣遺址出土的陶缽經過碳十四年代測定，距今約7350(±115年)年左右，那我們這件陶缽保守估計應該是7000年前的器物。”劉幻真說。

之后，劉幻真在阿善新石器文化遺址東側5公里的大青山臺地上考古調查時，發現一處規模較大的新石器時代氏族聚落遺址，因其位于包頭市東河區沙爾沁鎮西園村，故被命名為西園遺址。

西園遺址的發現，為進一步研究該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阿善遺址和西園遺址的發現，屬于我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工作的重大發現，為研究內蒙古中南部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及我國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蘇秉琦稱之為“探索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線索之一”。

考古專家證實，內蒙古地區的仰韶時期遺址也多發掘于中南部地區。自20世紀60年代發現了托克托縣海生不浪遺址，從此將這一地域發現的遺址，統稱為海生不浪文化。這些遺址出土了大量墓葬、房屋、窖穴、陶器、石器、骨器等，尤其是在中南部許多遺址中出現了石圍墻，說明這里已經有了城市的萌芽。

“內蒙古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譜系的構建與闡釋，用實物證實了內蒙古自有人類繁衍生息以來，就是多文化、多人群的融合之地，各考古學文化人群在此交往交流交融，共同繪制了早期人類血脈相通的歷史畫卷，為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文化基礎。”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孫金松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