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國際聯合會執行董事尼爾·詹姆斯近日在英國《衛報》上表示文章，試圖為澳大利亞參與澳英美三國防御協定開脫，但在文中卻揭示了澳大利亞近來對華持敵意的外交政策本質； 即便是在與中國的貿易中獲利，仍在意識形態上對中國保持敵意。

中國“威脅”成為澳大利亞的借口

作者指出，上一次讓澳大利亞主權行動自由權利從生死存亡危機之中解脫來的是1942年6月的中途島戰役，而1945年的《聯合國憲章》及之后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則讓這個權利得到了鞏固。

隨后，二戰后，全球戰略、經濟、醫學以及直到最近環境等方面變得越來越安全，讓澳大利亞三代人得以成長。

在此期間，核滅絕的冷戰危機以及那些與澳大利亞無關或根本沒有關系的地區戰爭，并沒有改變澳大利亞的整體的穩定戰略，大多數澳大利亞人認為這是澳大利亞生活的自然狀態。

近幾十年來，澳大利亞大幅縮減在國防和軍隊方面的投入，尤其是與其他支出相比。自1972年以來，澳大利亞就不征兵。1989年蘇聯解體事件后則更是如此。

作者提出，自上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內在能量產生影響是良性的。他們的目標是在一個集體而非單一的專制領導下鞏固政權。中國聚焦在發展經濟，而不是挑戰一個基于名義上是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體系。隨著中國大陸的經濟繁榮，澳大利亞也隨之繁榮。

可是，作者卻認可托洛茨基所的觀點：“你可能對戰爭不感興趣，但戰爭對你感興趣。” 他認為，為了維護和平與理性，要遏制戰爭，特別是在戰略穩定出現動搖之際。

作者并不認為與中國的貿易往來所帶來的繁榮有利于中澳之間的政治和平發展，反而認為中國的強大會必然導致在外交和軍事方面對澳大利亞產生壓迫，會引發擦槍走火事件，也可能故意挑起事端。

他進而認為，近年來，澳大利亞三代戰略穩定局面的諸多假設和現實逐漸暴露，澳英美三國防御協定就是主要對此作出的應對。對澳大利亞以及區域鄰國來說，最根本的問題仍然是謹慎的風險管理，而不是捏造、夸大、低估或否認戰略風險。

作者還認為，中國政治制度會破壞國際制度發揮作用，甚至將美歐各國對中國的打壓看作是中國的政權缺少真正的問責機制造成的。他還將澳大利亞人通過與中國貿易往來所獲得的收入、股市分紅、貿易紅利都歸咎于他們自己對中國的容忍態度。

他甚至覺得，澳大利亞作為一個干旱、人口稀少的大陸國家，它的政治、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完全依賴無障礙的國際體系中的海運貿易。于是，他開始臆想，如果中國成為了太平洋地區或是全球的強大勢力，澳大利亞就會處于受逼迫的處境，也就失去了主權自由權力，進而認為當前澳大利亞就處于類似的狀況。

澳大利亞要重振國防力量

澳大利亞大部分地區仍在從三代人深深的自滿情緒中清醒過來，而像澳英美三國防御協定事件讓很多人感到不安。

但與二戰前和二戰期間不同的是，澳大利亞不再能迅速建立眾多防御能力，或許根本就沒有這種能力：一個月造不出戰斗機，半年造不出戰艦。將國有鐵路車間轉作制造坦克，這與建造和維持遠程、巡航或高超音速導彈，或人工智能無人機沒有可比性。

澳大利亞的經濟和技術能力有限，這意味著將民用工業轉變為高科技國防需求上，往往不可行，速度也很難快起來。通過撥款國防項目來收買選票政客們通常不會承認這事實。

現在，用現代技術來對抗戰略風險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和更多的費用，并更多地依賴可信的盟友，從他們那里獲得相應的技術類型和水平。而且，盟友還必須愿意這樣做。

因此，澳英美三國防御協定是用改進技術、互操作性和分擔盟國負擔的方式來降低戰略風險，而不僅僅是建造新潛艇。

長期以來，澳大利亞普遍認為，21世紀中期替代柯林斯級（現已放棄法國設計的攻擊級）的全能潛艇將是核動力的——即使在執行更隱蔽的任務時，也可以由一些小型潛艇和水下無人駕駛飛機替代，由不斷改進的電池技術提供動力。

長期以來，有觀點認為跨越鴻溝最簡單的方法是一步到位，即柯林斯號的替代者應該是核動力。

一直以來，這主要障礙是成本，我們無法自己建造，英國和美國都不愿意賣，而且國會兩大黨都不愿重新討論核能發電的問題。即使核動力艇和常規動力艇之間的成本差距已從4:1左右降至1.5:1。

不過，現在密封反應堆技術的發展帶來了更大的變化。如果反應堆和艦艇的生命周期相同，那么用戶對民用核能工業及其技術深度的依賴性就不一樣了。也不用擔心那些真實的、夸張的或錯誤的安全問題。

澳英美三國防御協定源于澳大利亞盟友的戰略認知，即沖突的風險意味著用現代防御技術幫助澳大利亞，這也是幫助每個人降低和遏制這種風險。

（編譯：朱恩慧 編輯：王旭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