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愛爾蘭香農的加維農場,為了向一個剛上小學的小朋友介紹遠道而來的中國總理,愛爾蘭總理肯尼選擇了他心目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你知道嗎?這位爺爺去年解決了1000多萬人的就業啊!”
2015年5月17日,李克強總理夫婦在愛爾蘭總理肯尼夫婦陪同下參觀香農加維農場。
在尼日利亞首都阿布賈,尼日利亞總統喬納森向到訪的李克強總理公開尋求最重要的“中國經驗”:“尼日利亞年輕人眾多、就業壓力大,而中國有解決十幾億人就業的成功經驗,希望中國也能幫助尼日利亞解決就業問題。”
當很多人在談論中國GDP增速放緩的時候,一些敏銳的觀察者則把目光聚焦到另一項指標:就業。在近期接受媒體采訪時,美國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斯蒂芬·羅奇著重談到了一組數據:2015年,美國、俄羅斯、巴西的失業率分別接近5%、6%和9%,歐元區和南非更是高達10%和25%。在全球整體表現不容樂觀的就業數據中,擁有13億人口、9億多勞動力人口的中國,2015年新增城鎮就業人口超過1300萬人,2016年1月,在調查失業率統計范圍首次從31個大中城市擴大為全國所有地級市的情況下,失業率保持在4.99%的低位。
斯蒂芬·羅奇就此評論道:“不要低估中國實體經濟的韌性和潛力,中國政府正在推進經濟走向長期穩定的發展。我對此抱有信心。”
在春節后的首次講話中,李克強總理表示,就業“穩”,中國經濟大的基本面就能“穩”。這是中國經濟“最大的亮點”。
他在2月26日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的視頻講話中進一步強調:“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但就業穩定,而且有所增加。這表明中國在培育新動能、發展新經濟方面已經取得明顯成效。”
“就業”有多重要?
在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背景下,“就業”第一次與GDP、CPI一起,成為政府制定宏觀調控政策的重要參照指標。
2015年底到2016年初,世界幾大經濟體幾乎同步做出了一番遙相呼應的表態。美聯儲宣布四年來首次加息,其參考指標不是GDP、CPI,而是衡量就業率的“非農就業指數”;歐盟發布2015年秋季經濟預測報告調整對當年的GDP增速預期,其核心支撐同樣是“就業形勢”的變化。
而在2016年1月的一場座談會上,李克強總理詳解中國經濟“新指標”,其中“就業”同樣占據重要地位。
“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中國經濟必須要加快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推動產業轉型。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的思維方式、關注點也要隨之轉變,對主要經濟指標要有一個全新的認識。”李克強說,“對于老百姓而言,第一位的就是就業,必須高度關注就業問題。就業下滑,經濟增速即便再高也沒有意義。”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期,GDP和CPI是衡量中國經濟的核心指標。而現在,中國經濟正處在轉型升級的背景下,“就業”與上述兩個指標一起,成為本屆政府制定宏觀調控政策的重要參考指標。
英國廣播公司(BBC)曾就此評論道,這反映了中國從“火力全開搞增速”,轉變為“更強調質與效的提高”。美國彭博社撰文稱,中國領導人越來越意識到,“確保就業崗位充足,比確保經濟增長率更重要”。
當然,政府理念的轉變也曾引起過市場波瀾。2013年,新一屆中央政府成立之初,面對經濟增速放緩的壓力,政府沒有如市場預期一般“放水”,而是保持定力,遲遲“按兵不動”。
“人們紛紛猜測,本屆中央政府的“底限”究竟是多少?”一篇新聞報道如此記錄當時的情景。
直到李克強總理在當年7月的一番表態,人們才意識到,之前的猜測都“沒猜到點子上”。李克強當時明確表示,宏觀調控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使經濟運行處于合理區間。他進一步解釋,所謂“合理區間”,是指經濟增長率、就業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價漲幅等不超出上限。
這是李克強總理首次提出“區間調控”的理念,也是“就業”第一次被提到了如此重要的位置上。
兩個月后,在大連舉行的2013夏季達沃斯論壇上,李克強進一步闡述了他對“就業”的看法:“大家都關心中國經濟增長的數據,但是對于中國政府來說,我們最關注的還是中國的就業情況。”
2013年9月10日,在大連舉行的夏季達沃斯論壇上,李克強明確表示,對于中國政府來說,最關注的還是中國的就業情況。
2015年3月的記者招待會上,李克強更明確地把“就業”作為決定宏觀經濟政策的核心指標:“如果速度影響就業、收入,逼近合理區間的下限,我們會在穩定政策的同時,加大定向調控的力度,來穩定市場的當前信心。”
可以說,在本屆政府的諸多決策中,“就業”始終是重要的參照指標之一。在處理中歐光伏產業爭端時,李克強特別強調,這一產業涉及40萬人的就業;談到減稅,他條分縷析地說明,給小微企業減稅涉及到600萬戶市場主體,上千萬就業人員;而在說明自己對出口的認識時,他說,出口帶動的直接就業人數大概3000多萬人,加上相關的配套產業,能帶動大概1億人的就業。
“就業”一直是貫穿在本屆政府執政理念中的一條主線。在2014、201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總理強調“就業是民生之本”,要努力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的就業。在回答記者提問時,他明確表示,“我們更注重的是數字背后的民生、增長背后的就業。”
有媒體統計,本屆政府的前100次國務院常務會議的通稿中,“就業”一詞共出現了150次。高校畢業生就業、完善支持創業就業的稅收政策、進一步簡政放權促進創業就業等,都成為國務院常務會這一“國家治理行政系統最高決策平臺”的議題。
李克強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曾專題研究更加科學獲取失業率數據的調查方法,確定由統計部門依法適時發布大城市調查失業率數據,彌補現有“登記失業率”統計的不足。
“失業率是衡量經濟好壞的一項重要指標。把調查失業率真正變成權威數據,這對判斷整個經濟形勢至關重要。”總理說,“我們發展經濟,最基本的還是保障就業。有就業就會有收入,老百姓就能實實在在享受到經濟發展的好處。”
“就業”為何這么重要?
讓經濟增長從抽象的“數字”,轉化為每位國民實實在在的生活改善,既要“國強”,更要“民富”。
一些人認為,李克強之所以如此重視就業,是因為中國政府“揮之不去的勞動人口壓力”。但遼寧省一位政府工作人員回憶起一段往事,或許可被視為李克強“保就業”思想最樸素的注腳。
2005年履任遼寧省委書記之初,李克強前往撫順一處集中連片的棚戶區,走訪看望幾戶“零就業”棚戶家庭。其時,因為資源枯竭、企業破產等多種原因,遼寧一些資源密集型城市出現了明顯“失業潮”。大街隨處可看到四處游蕩的失業人群。當李克強最初提出前往棚戶區調查走訪時,一些工作人員覺得“很危險”,想要阻攔。
2005年履任遼寧省委書記之初,李克強前往撫順一處集中連片棚戶區,走訪看望幾戶“零就業”家庭。
但李克強執意走進這片衰敗的棚戶區,現場不堪的情形給他留下終身難忘的印象。他坐在一戶棚戶區炕頭前向“零就業”家庭居民當場承諾:“就是砸鍋賣鐵也要讓你們住上新樓房!”臨行前,他專門掀開垃圾箱蓋子,仔細檢查垃圾。
“垃圾箱里連一片菜葉都沒有。”一位工作人員回憶,“他們的生活條件太差了,能吃的、不能吃的部分,他們全都吃了。”
或許正是因為這次考察的觸動,李克強在遼寧大力推動解決“零就業家庭”就業,并在2014年將這項工作寫入了他就任總理后的首次《政府工作報告》。
“就業是民生之本。……要加大對城鎮就業困難人員幫扶力度,確保‘零就業’家庭至少有一人就業。”總理在報告中說。他在那一年的記者招待會上進一步表示:“我在基層曾經訪問一些零就業家庭,一個家庭如果沒有一人就業,真是毫無生氣,沒有希望。沒有就業就沒有收入,也難以增加社會財富。”
一直以來就存在一種批評聲音認為,中國經濟在高速增長時期,并沒有轉化為同步的就業增長率,“中國許多家庭似乎錯失了中國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紅利”。而李克強似乎更看重,把經濟增長從抽象的“數字”,轉化為民眾實實在在的紅利。
在就任總理后的首次經濟座談會上,李克強明確提出,必須把力氣更多放到“擴大就業”和“增加居民收入上來”。而在兩年后的夏季達沃斯論壇上,他進一步強調:“中國經濟的平穩發展造福了人民,人民的感受是最重要的。”
有報道稱,在遼寧工作期間,為了真實了解“零就業家庭”就業工作的實際進展情況,李克強曾照著記錄本給實名登記的家庭挨個打電話,一一詢問:“你就業了嗎?現在情況怎么樣?”而在2015年4月考察吉林、“督陣”東北經濟時,李克強曾嚴肅要求東北地區負責人,要更加主動作為,保障“就業”這個最大的民生。
在此前一天的考察中,一位農民工告訴總理,他不遠千里從重慶老家來到長春打工,只為了每天能“多掙30元錢”。來長春兩年,他天天干完活累得倒頭就睡,“連長春市是什么樣子都不知道”。
2015年4月9日,李克強在長春南部新城綜合交通樞紐施工現場與農民工交談。
“我們國家還有許許多多只為一天多掙30多塊、拋家別子的農民工兄弟。如果我們的經濟沒有一定的增速作保證,那靠什么保障百姓就業?靠什么改善民眾生活?”李克強的聲調不高但擲地有聲。
在2016年1月的一次座談會上,總理更加明確地總結道,對于老百姓而言,沒有就業就沒有收入。“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區域發展很不平衡,內部差距也比較大。因而必須確保就業增加、收入增長。不光要‘國強’,更要‘民富’!”總理說。
怎么保障每年1000多萬人“就業”?
通過簡政放權、商事制度改革,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在GDP方面看雖是“慢變量”,但在就業方面卻是“快變量”。放開手腳的創業者們,會創造出大量的就業崗位。
在中關村創業大街,李克強品嘗了一杯創業者遞給他的拿鐵咖啡。這一發生在去年5月的場景,被視為總理對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最直接的身體力行的支持。
2015年5月7日,李克強在中關村創業大街與年輕人邊喝咖啡邊聊創業。
“一杯咖啡的力量。”一家企業次日便打出這樣的廣告。
“有了就業才有收入,才有創業創新。就業是基礎!”總理當天一句簡短的表態,與考察創業大街的消息一起,在社交網絡上廣為傳播。
此前兩個月,李克強剛剛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在2015年實現城鎮新增就業1000萬人以上。這一數字曾引起很多觀察人士的驚嘆。英國BBC在晚些的一篇報道中發問:“要怎么安排這1000萬人?”
李克強總理的不二武器是:“改革”。大力推動“簡政放權”、“商事制度”改革,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在就任總理之初,李克強就曾強調,擴大就業僅靠大企業、國有單位是有限的,必須大力發展中小微企業、多種所有制經濟。“要以簡政放權促就業,釋放就業創業創新活力”。
在2014年夏季達沃斯論壇的開幕致辭中,李克強進一步表示,本屆政府成立以來,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和商事制度改革,極大地調動了全社會創業興業的熱情,新登記市場主體出現了“井噴式”的增長,帶動了千萬人以上的就業。
也正是在這次致辭中,李克強首次提出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這一倡議激發了眾多年輕人實現自身價值的拼搏熱情,被視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引擎”。
持續不斷的“簡政放權”、“商事制度”改革和“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釋放出巨大的市場活力,每天新增市場主體超過12000家。放開手腳的創業者們,不僅創造了“新的第一桶金”,也創造出大量的就業崗位,其效果堪稱“立竿見影”。
2015年,在國內經濟增速繼續放緩的情況下,中國新增749萬大學畢業生,打破歷史記錄,但就業情況卻逆勢上揚。人社部對全國人力資源市場供求調查顯示,2015年第三季度市場的求人倍率是1.09,也就是說,平均每位求職者對應著1.09個工作崗位。
“通過簡政放權、商事制度改革,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在GDP方面看雖是‘慢變量’,但在就業方面卻是‘快變量’。”李克強總結道。
有媒體評論說,以增加投資提供就業機會,可能出現供需失衡、產能過剩的問題,但把就業與創業、創新結合起來,通過激發民眾的創造力,推動新興行業加速成長、傳統行業轉型升級,會生生不息、源源不斷地創造就業崗位。
這篇評論稱:“這背后包含著李克強總理的創新精神、民生情懷和經濟邏輯。”
“新經濟”對“就業”支撐超出預期
在“兩會”記者招待會上,李克強為網購、快遞和帶動的電子商務等新業態“做廣告”,因為它極大地帶動了就業,創造了就業的崗位。中國的“新經濟”正在蓬勃興起,對就業的支撐更是超出預期。
因為李克強總理的到訪,位于浙江義烏的青巖劉村名噪全國。這個被譽為“網店第一村”的小村落,戶籍人口不到1500人,卻吸引了超過1.5萬人在此從事電商業務,2014年,這里全年的電商成交額超過40億元。
2014年11月19日,李克強來到被譽為“網店第一村”的浙江義烏青巖劉村,考察電子商務、快遞等新業態。
2014年11月,李克強在這里走訪了一家批發貨物的電子商務公司、一家銷售親子裝的網店,還跟一位快遞公司的“90”后小伙子聊天。有媒體注意到,在每個考察點,總理最先發問的不是銷售額等具體經營狀況,而是創業者來自哪里、是否大學畢業等與就業相關的問題。
“這從中可以看出,總理對新業態推動經濟發展、創造就業的作用寄予厚望。”一篇記者述評這樣寫道。
李克強從不掩飾對新生事物的濃厚興趣,也不回避對新業態的包容和支持態度。在青巖劉村,他與網店店主探討他們的模式是“B2B”還是“C2C”;在早些時候的一場座談會上,他對地方負責人說,電子商務等新興業態大幅增長是個趨勢,也帶動了大量就業,要扶持這種新興業態健康發展。
他曾公開表態:“為了增加就業,增加人民的收入,政府會堅定不移地支持電子商務、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新業態的發展。”
一個更為明確的信號是:2015年3月,“互聯網+”和“新產業、新業態”都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2015年3月15日,李克強總理在“兩會”記者招待會上說,我很愿意為網購、快遞和帶動的電子商務等新業態做廣告。因為它極大地帶動了就業,創造了就業的崗位。
在當年的記者招待會上,李克強在回答新京報記者“是否網購”的提問時透露,他最近在網上買過幾本書。“書名不便說,避免有做廣告之嫌。但是我很愿意為網購、快遞和帶動的電子商務等新業態做廣告。因為它極大地帶動了就業,創造了就業的崗位,而且刺激了消費。”
2016年初,這些依托互聯網發展的新業態、新產業被李克強總理更為清晰地界定為“新經濟”。
“中國經濟發展到當前這一階段,傳統動能的上升幅度已經有限,但新經濟、新動能卻正在蓬勃興起。這對我們是既是挑戰,也是機遇!”他說,“現在我國‘新經濟’的初步形態已經形成,對就業的支撐更是超出預期。只要我們對‘新經濟’充滿信心,就會對中國經濟未來充滿信心!”
“就業”是衡量中國經濟轉型的一把標尺
就業數據不僅是衡量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一把標尺,也在進一步推進中國經濟轉型的步伐。
在為2013年第十六次全國工會代表大會所做的“經濟公開課”上,李克強總理曾引用過這樣一組數據:過去,我國GDP每增長1%,就會拉動大約100萬人就業。經過這幾年經濟結構的調整,尤其是隨著服務業的加快發展,目前GDP增長1%,能夠拉動130萬、甚至150萬人就業。
短短兩年時間,這一組數據出現了新的變化:根據2015年的經濟數據測算,中國GDP每增長1%所帶動的就業人數,已經超過了190萬人。
“經濟增速放緩但就業反而加速增長,這與過去需要高增長、高通脹才能帶動高就業情況不一樣。”中華民營企業聯合會執行理事長王遠枝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這說明中國的經濟在新的層次得到了發展。”
2013年~2015年,中國經濟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46.1%一路上升至50.5%。李克強總理在2015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上表示,中國實現了比較充分的就業,經濟結構也在發生向好變化:消費占GDP的比重已經超過60%,服務業比重接近50%,高技術產業增速超過10%。“這些新的變化是我們努力推動并樂于看到的”。
一個月后的座談會上,他進一步表示,中國的就業率在全世界都是高水平,這說明中國經濟的新動能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咄咄逼人”。
“中國正在推進結構性改革,尤其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加速培育新的發展動能。”總理說。
持續走高的就業數據不僅是衡量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一把標尺,也在進一步推進中國經濟轉型的步伐。2016年初,李克強在山西太原召集15部委負責人、4個產能過剩省份負責人和24家鋼鐵、煤炭行業龍頭企業負責人,主持召開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座談會。
他強調,本屆政府之所以選擇這個時機在全國范圍內部署“去產能”,主要與新動能的培育形成有關。
“我們會持續推動簡政放權、商事制度改革,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和‘互聯網+’,盡可能加快培育新動能、發展新業態。”他說,“這不僅會創造大量的就業崗位,也是為化解過剩產能創造必要的條件。”
種種跡象表明,中國經濟正在經歷一場脫胎換骨的“質變”。美國《國家利益》雙月刊網站在一篇題為《中國經濟大轉型開始了》的文章中寫道:“去年中國的消費增長對GDP增長的貢獻率超過投資增長的貢獻率,GDP整體增長的一半是由服務業、而不是重工業貢獻的,這一不同尋常的變化造成的結果就是,盡管GDP增速放慢,但中國的就業仍然堅挺。”
文章因此認為:令人信服的證據顯示,中國經濟的轉型已經在加快進行。
李克強總理則用技術進步的“S型曲線”模型進一步作了說明:在這一模型中,每一種技術的增長都是一條條獨立的“S型曲線”。一個舊的技術走向曲線頂端,會出現增長率放緩、動力缺乏的問題,而這個時候,會有新的技術在下方蓬勃發展,形成新的“S型曲線”,最終超越傳統技術。新舊技術的轉換更迭,共同推動形成技術不斷進步的高峰。
“中國經濟的新舊動能轉換也是如此。”李克強說,“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正處于轉型陣痛期,再讓傳統動能繼續保持過去那樣的高增長,不符合經濟規律。但只要我們堅韌地挺過來,讓‘新經濟’形成新的‘S型曲線’,就會帶動出中國經濟新的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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